梦见离家出走(梦见离家出走是什么意思)

原标题:梦见离家出走:曾离家出走的母亲是真的想过一去不回  原创 既白 三明治 收录于话题#三明治 · 短故事97个

  在11月短故事里,既白写了一个非常有宿命感的故事。父亲因为欠债逃避追债人,经常不回家,哥哥后来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,母亲一个人带两个孩子,而父亲后来也被发现,其实一直在外面有一个情人,这个情人她和母亲都认识。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母亲,她没有选择“忍辱负重”,而是离家出走。虽然最后不得不回家,和父亲度过最后的时间。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命运落在一个人身上的无常,无力,你以为出走、远离是一种足够勇敢的反抗,会有另一个不一样的结局,让人振奋,为她的独立而欢呼。但这终究是局外人一厢情愿赋予的意义,不是真实的生活。每个人都终究要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。

  文|既白

  编辑|依蔓

  90年代时,市面上刚开始卖福利彩票,母亲时不时会买两张。她常常充满憧憬地和我和哥哥说,如果中了大奖,我们要买些心中向往的奢华的东西。

  我那时还在上小学,不太懂事,急切地说我想要一台钢琴。哥哥说要买一个游戏机,母亲说要买一套不粘锅,外面带着精美的花纹。

  我们有时会在周日的下午围坐在藤椅上谈论我们的梦想,吊扇在头顶上吱吱地转,我把头枕在母亲的大腿上,哥哥坐在地板上。母亲刚洗完头发,拿着梳子一下一下地,打理着她已经不怎么卷的头发。每当那个时候,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平时少见的光彩。

  我们在幻想中把那奖瓜分完,仍旧要回到处处碰壁的现实中去。

  为了让家里经济更宽裕些,除了工作之外父亲还会和朋友做点小生意,可是很不走运,他赔了不少钱,常有人上门追债。父亲和母亲两个人靠工资吃饭,养活我和哥哥两个人只不过是刚刚好,因为支持父亲做生意,家里存款也没有了。为了躲债,父亲经常几个星期都不在家。养家和照料两个孩子的责任都压在她的身上。

  我现在还记得,为了省钱,母亲总是挑最便宜的通心菜和大白菜,有时连续吃上几天通心菜。我厌倦了又硬又涩的味道,会赌气用酱油拌饭。逢年过节,父亲单位发了肉,母亲会把五花肉细细切成片和大白菜炖成一锅上桌。母亲总是告诫我,忆苦思甜,解放前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有肉。而我总是抢不过身手敏捷的哥哥。

  那时我开始发育了,过去四季常新的衣服没有了,母亲说我长得太快了,我不得不捡哥哥的旧外套或者是母亲的旧衣服。令人尴尬的是,我穿着男士外套显壮,穿母亲的衣服显得过于成熟,而且总有没有合身的时候。我不得不经常含胸驼背地走路,尽量不让别人注意到我。

  那时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一时的困顿,我们很快就会重新过上好日子的。

  气功也是在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。我哥开始偷偷看海灯法师的传奇,当我向妈妈告状哥哥偷看闲书时,却没有看到母亲责骂。

  没多久,母亲也开始跟着同事和亲戚一起去听各种讲座。我上了初中,眼睛开始近视看不清黑板,母亲就托人问”大师”如何根治。这位大师的当时已经有弟子数万人,在各地授课,课后向信众售卖各种印着自己的挂历。母亲买了一本,按照大师的传授的方法,叫我每天盯着挂历中大师画像的双眼十分钟即可。

  我练了三天,每次都练得泪流满面,因为站得太累还是放弃了。

  可是母亲很有毅力,她每天打坐练气功,据说是把脖子上一个包给练没了。从此她十分相信,还带着我们一起去蓓蕾剧院听大师的免费课,接受他发功治病。

  哥哥只比我大三岁,从小聪明,练得十分起劲,据说已经感觉到丹田内有真气。大家都说他有慧根。没多久,迷恋气功的哥哥天天关上房门练功,饭也不吃,一会说要辟谷,一会要打坐,有时半夜里出来看电视,把所有灯都打开了,在客厅里走来走去,念念有词。母亲被惊醒,他就说是要接受大师的发功。等我们睡去,他仍醒着。

  渐渐地,哥哥开始逃学在家。老师找上家门,他躲在床底下不出来。母亲拗不过他,也不能把他绑到学校去,想着只要哥哥不捣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就行。

  可是哥哥在家呆了没多久,就提出,他听到师傅的召唤要上山修炼气功去。

  不知母亲出于什么考虑,同意了哥哥的要求。也许是她以为这事需要一个功夫更高强的人来解决。没有旁人可以商量,父亲无可无不可,只要不在家瞎折腾,不用他掏钱,怎么办都行。

  于是母亲从私房钱里给哥哥准备路费和学费,送他离开家门。

  好像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

  几个月后,哥哥来信了。他说还要继续学,要母亲寄点生活费去。也不知道母亲寄了多少次,每次只听见她叹气。而父亲回不回家,似乎已经不是她要考虑的事了。

  父亲除了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出现,我很少见到他。

  为了还债,父亲办理了内退,到朋友的果园里帮忙管理。果园远在东莞,他便很少回来。知道哥哥出门,家里少了个麻烦,妈妈不和他唠叨,他变得更加自在了。有一次我趁他在家,拿出英语作业请他检查签名,他看了一眼,用英文签了名字,然后说:”我签得名字不错吧?你学一下,下次自己签。”说完,他接了BB机的讯息,打完电话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。

  有一天我看到母亲坐在藤椅上流眼泪。我问她怎么了,是不是哥哥又来信要钱。母亲长叹,擦了擦眼泪说:“没事,刚寄过一次。够用了。”说完,也不再说什么。我在她面前蹲下来,看着她说:“妈妈,你不要哭。”

  母亲幽幽地冒出一句来:“你爸,成天和那个‘破鞋’在一起。”

  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。

  事情不可考,我也不知道前因后果,那段时间,每次说到父亲,最后总离不开谈到那个“破鞋”。到底是哪个“破鞋”,母亲也含含糊糊,半遮半掩。

  不知过了多久,“破鞋”的事再没有下文了,我也不敢问,常常想,或者是捕风捉影吧?我也很少见到父母吵架。拌嘴是有的,都是平时的琐事,两个人埋怨最后以冷战结束,父亲在家呆得时间更少了。

  哥哥四处朝拜的各路师傅也是要过年的,收够了钱,过年前师傅们就把冤大头们打发回家了。那年哥哥出门拜师回来后,春节快到了,我放学回家时,看到哥哥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闷头大睡。等哥哥出来,他一眼就发现了我,上下打量一番,然后说:“妹妹,你的印堂发黑。一股怨气。”

  我浑身不自在,起鸡皮疙瘩,低头就走进房间,害怕与他对视。哥哥没有理我,只在客厅里转圈,走来走去,忽然自言自语:“我很快就有钱了。”又忽然走到厨房问母亲:“对了,妈妈,爷爷奶奶去美国前,交给你的一万两黄金,你偷偷藏在哪了?赶紧拿出来。”

  我轻轻掩上门,不敢想像母亲用什么话来回应他。我想冲出去说,爷爷奶奶都在乡下务农,早几年就去世了,父亲还带过他回乡参加葬礼。

  我曾经因为说没有钱,被亲哥哥沷过一身的热汤。幸好锅里的汤剩下的不多,又是冬天。外套都挂着菜和豆腐,手腕处被烫了几个点,穿透了我的皮肤直捅到我的心脏里去。自那以后每次与哥哥同台吃饭,我再也不敢说话,低头扒饭,五分钟就把所有要吃的全部塞进肚子里。

  那一年春节十分冷清,到了年三十父亲依旧没有出现,据说是过年果园的工人都走了,他要留下来看着农场里的化肥和机器。只有母亲、哥哥和我三个人过年。妈妈没有给自己准备新年新衣,翻出了一件旧的呢子外套拿出来晒了晒,又烫平了皱褶就算过年了。

  家里没有什么过节的气氛,母亲决心花钱买盆四季桔,求个四季平安的好兆头。为了买到最便宜的年桔,母亲熬到撤场的最后一天才去了市场。年桔已经所剩无几,她却能在乱糟糟的桃花、剑兰、银柳里看到摆在最里面的一棵。长得有些歪巴,但换了方向看上去,勉强算得上姿势挺拔。她和老板故意问价,又假装嫌弃,我在一旁吹着冷风,多想她赶紧把它买下来,早点回家,可她偏偏在那里磨磨叽叽。老板看天色不早,被磨得不耐烦,终于松了口,便宜了十来元,让妈妈拉走。

  年桔买回来,被母亲摆到了客厅的正中间。为了让哥哥安生,吃完年夜饭母亲给了几十元把他打发出门,绷紧的神经终于可以稍稍放松。她收拾干净家里,穿上粗花呢的旧外套,带着我去了花市,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花,只是在挤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灯光下夜晚的欢乐。

  花市离家有两站路,我挽着母亲的手慢慢地散着步回去。路上行人都捧着长长的银柳和黄色的菊花或者鸡冠花,孩子们手里拉着氢气球,夜空里时不时响起鞭炮声。一切烦恼好像都离我们而去。

  然而回家打开门,我们赫然看见地板上是被摔得粉碎的年桔。母亲哗一下就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,声音从喉咙里翻滚出来,终止于她的双手。

  我愣了很久,心跳如电,看到母亲没像以往那样利索地收拾残局,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尽快结束这一切。我去找扫把拖布和铲子,用报纸小心地把破碎的花盆片拣到垃圾筐里。仿佛把这收拾干净了,一切就可以没有发生过。

  母亲不知过了多久,才站起来,接过我的铲子,示意我把拖把拿出来。

  等一切都收拾完了,哥哥的房间灯光又从门底缝隙透过来,门的插销又被打开了。母亲重新擦干净了眼泪,默默不作声。不知道多久,我才睡着,隐隐听着哥哥和母亲说着那些全宇宙都摸不着边的废话,母亲强迫自己进入剧本,竭力敷衍着,希望他不要打扰我,或者不要出门打扰别人。

  父亲像空气蒸发在这个春节里。母亲和我就像在海上的孤岛里绝望的人,看不到一个人,只听见绝望的命运在叩门。

  我渐渐明白, 指望哥哥自己就恢复正常是不可能了,只能把头埋进学业里,早出晚归,每天祈祷着晚自修回家哥哥不会忽然发狂,把我的书扔了或者烧了,或者冷不丁地指着我念念有词地教训一个似乎空气一般的鬼魂。

  我常常不满地对妈妈说:他有神经病!可是妈妈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判断,好像是对我,又好像是对她自己说:“他只是走火入魔,到时就会好的。”直到多年后,我上了大学,才隐约的明白,他大概是得了”精神分裂“。我从来没想过身处其中的母亲是一种怎样的感受,每天复习完躺下,迷迷糊糊地睡去,完全忘记母亲还没睡,随时会被哥哥拉起来批斗一番。

  后来,我们两母女说起往事,她忽然就说:“那时候,单位组织工会活动,要在外面住一天。我坐在大巴车离开家,就希望这车一直开下去,永远都不要回头。”

  我那时还不太明白她的意思,以为她太累了,只不过想休息一下。

  今年她又提起这事,我忽然明白,那时的她,是真的想过一去不回的。

  母亲确实离家出走过,没有轰轰烈烈,甚至我都不记得她是怎么走的。

  那时我正读高二,成绩一直在中间,不上不下的,一日三餐都在学校,晚上回家也就是看书复习。我再三回忆,应该是有一天晚上她对我说,她明天去看看姥姥,顺便去小姨家住两天。当天晚上放了晚自修,我回到家,就没见到她如往常那样喊我喝汤。我想起来她今天不回家,关上门继续看书,自己成绩一直不太理想,那天继续被班主任提溜去补课,至于母亲什么时候回来,我没当一回事。

  当想起来母亲离家已经第三天时,我打了一个电话到小姨家。小姨说,母亲在单位加班。我又打到了母亲的单位。她好像没有回家的意思。我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。

  母亲不在,父亲回家了。

  父亲经常很晚才回来,偶尔会训斥哥哥几句,一开始哥哥似乎被镇住了,变得老实了。没多久,父亲有事一走,哥哥又故态复萌,总会找我问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,或者举着拳头威胁我。幸好他没有真的动手,最后总是挥挥手让我滚开。

  母亲后来可能也回来过一两趟,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?她说了些什么理由,大概是如果离了,我怎么办?我也沉默。如果离了,我就不能跟着她吗?可是哥哥呢?也跟着她吗?

  她只是断断续续地回来一两天,就像爸爸偶尔回家一样,两个人很少一起在家。父母两个人都不在家,我一个人吃了三天泡面,吃完把房间门紧紧地锁上,如果发生什么事情,这些破锁不堪一击。

  幸好,安然无恙。

  就这样,我从高二熬到了高三。等到高考前三天,学校封闭,我无处可去。哥哥的病已经越来越严重,父亲的藏书和家里的相片被他当成垃圾烧的烧,扔的扔。而我的课本因为放在学校而躲过一劫。母亲让我不要回家了,小姨也打电话来,让我到她家去。

  小姨家里没有书桌,只有一张饭桌,我用不太习惯。等小姨一家出门,我干脆坐在地板上,把书摊在地上和凳子上复习。经过小姨的斡旋,爸爸把哥哥带走了,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,大概是去了他的果园。高考前一天,母亲带着我回家了。

  现在仍然记得考试那三天的安宁,母亲煮冬菇鸡汤,撇了油,放了点桂圆肉。我难得吃上了清淡的饭菜,而过去几个月里,我吃的是学校门口的快餐。

  我安心地在自己的书桌上学习,安心地睡觉,第二天收拾得整整齐齐去考试。那种日子就好像是做梦一样,踩在脚下软绵绵的不踏实,很快就醒了。

  我高考后,母亲再没回过家,她住到了办公室。

  母亲像是网兜上最后一根绳,勉强拉扯着每一个人。绳子一旦抽出来家就散了。她走后,紧接着我也离家读书。

  学校在同一个城市,周末我不敢回家,父亲回了他苦心经营的果园,家里只有哥哥一个人。我只好到母亲单位的办公室去,她就住在那里。办公室里有一张长椅,下了班,母亲就把椅子上的杂志和资料挪到别人的办公桌上,这就是她晚上睡觉的地方。把收在柜里的小电热锅取出来,放点米,和腊肠一起蒸,就是一餐饭。

  如果我来,母亲会让我到楼下店里打两份3元的牛腩粉。晚上她会和我在附近走走,然后两个人就在办公楼里的公共卫生间简单洗漱一下,睡在办公室里。

  母亲有时也带我去小姨家或者姥姥家去住。但毕竟是别人家,寄人篱下要看妹夫的脸色,时间次数多了,她就不太想去。后来母亲说:“你周末来或者寒假,我们再去小姨家,如果不回来,我就不去了。”

  我慢慢明白妈妈的想法,周末也尽可能呆在学校里。

  我们很少会谈起哥哥或者爸爸,但那始终是一件需要面对的事。

  没有人愿意捅破那层窗户纸。谁承认哥哥是精神病,谁就是那个将他推进去的黑手。父亲曾说他找人算过命,我和哥哥两个相生相克。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宠爱我的父亲会把我视作哥哥的对头,以至于自己离开家读书的每一刻安宁都让我深感内疚。

  那时我苦闷得很,去找隔壁大学的高中同学,在她的宿舍里聊天。那天黄昏,等到她宿舍里的人都出去晚自修,我靠在她宿舍里的小木桌上,有一搭没有搭地和她聊高中的生活。忽然听她说起高三曾经因为精神问题去过医院看过病,我一个激灵,不知为什么把哥哥的事告诉了她。她提醒我,像我哥这种情况可能是精神病,在医院里有专科可以看,如果本人不肯去,家人去挂号咨询也是可以的,说不定吃点药就好了。我激动得快流出眼泪了,原来还有这样的医院和这样的专科。我告诉了母亲,希望她和父亲能一起去咨询一下。

  过了两个星期,母亲告诉我,她和父亲一起去咨询过了,哥哥这个情况十有八九是精神分裂症了,要住院。父亲联系了老家一所精神病院,她打算和父亲一起带哥哥过去。

  就这样,哥哥也离开了这个家。

  后来因为不适应,父亲母亲又把他从乡下接回来,后来安置到了本地的一家脑科医院。但大城市长期住院费用惊人,只好出院,再犯。反复几次,母亲无可奈何,只好狠心以一人之力四处举债,让哥哥长期住院。而父亲始终如局外人,在自己的事业里打转,欠债,躲债,还债。

  母亲心如死灰,安排好哥哥后再也没回去看一眼这个承载着她二十年喜怒哀乐的家。

  就这样,从父亲开始到母亲、到哥哥,再到我,每个人都在出走。有些人回去了,有些人永远没回去。

  还记得我最后一次从家里搬走行李时的情形。

  那天,是傍晚,我从大院走出来,站在人行道上回头看向家里的窗户,灯已经熄灭,周围的其他人家也没有亮灯,好像世界都是阴沉沉的。远远地,我看见自己家的猫在墙头上觅食。它半年前就因为家里没有人喂食而离开了。它的右眼因为流浪而被打瞎了。我喊了一声“咪咪”,它停下脚步看过来,神情冷漠。我记得它的脸,一边是黑洞一样眼眶,另一边仍是灵动机警,但已无往日的依恋和娇嗔,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陌生而无威胁的路人。随即转身顺着围墙走向树丛里,不见了。

  它却给了我那么多的陪伴和温暖,我却对它的伤眼无能为力,无法为它遮风挡雨。终于它也离开了,流浪于断瓦残垣,从此失去了音讯。

  婚姻就像个盘丝洞,母亲挣不脱。父亲依旧是母亲最大的隐患。

  母亲每次提起他都是说不尽的怨恨和烦恼。后来她告诉我,离开家后,父亲曾经在大冬天身穿一条秋裤和拖鞋来单位找她要钱,说是欠别人两千元。那时母亲工资还不到2000,不得不向同事借了钱打发他走。我不忍心告诉母亲,父亲也曾经到学校找过我要钱。当时我口袋里只有100元,是做家教刚收到的报酬,全都给了他,幸好还有20元的饭票,吃了一个月的白馒头。

  毕业后,我听从母亲的安排,当了一名职业学校的老师。因为职业学校当时收入高,有寒暑假。我工作后,减轻了母亲的负担,也算是过上了安宁的生活。

  有些朋友曾经劝妈妈给哥哥娶个乡下的媳妇来照顾他,这样可以省下一笔住院费。妈妈说,不会让他再祸害别人。

  我和母亲曾借在一个郊区的小房子里,隔壁就是一个精神病人,父母给他取了个媳妇,房子也留给他两夫妻。这男人一犯病,要么打骂,要么就跑到外面不见踪影。我时不时隐约听见那男人在门外怒吼踹门。偶尔见那女人出门,她长得五官端正,待人大方和气。如果不是嫁给这个男人,可能命运会好过点。没多久,房子卖了,那女人也搬走了。

  妈妈见了这样的情形,觉得就这样吧。这就是哥哥的命,有些苦,我们受,有些苦要他自己受。

  生活一直就看不见尽头地延伸在我们的脚下,没有路标和方向,只能摸索着过去。

  退休前,母亲似乎在无望中又看到了一点希望,她争取分到了最后一批福利分房。按规定,像母亲这样分了福利房,作为丈夫,父亲就不能再享受单位廉租房的福利。爸爸考虑再三,同意退掉了我们租住了大半辈子的公房,从市中心搬到住到了偏远的城中村。大院的房子只能租不能买卖,两夫妻为了孩子今后有保障,还是决定住到一个屋檐下。

  那时我已经住到郊外的单位宿舍去了,很少回来,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过日子的。有一次我回到妈妈新分的福利房里,母亲出差,父亲除了他一些日用生活品,也不见踪影。我发现水管爆了,去五金店买水管,换水管。蹲在洗水盆底下时我在想,这两个人是多久没回过家了?

  换好水管,我湿了半边袖子,父亲回来了,我们也无话可说。他自己煮面条坐在沙发上看新闻,我收拾自己的东西,匆匆又走了。记得准备出门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,父亲坐在那里咳嗽。那种绵延不断的呛咳,让他不停地弓腰抖动,佝偻的身形,已经不复当年的风采。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,包括他自己。

  父亲后来因为腿痛去的医院,检查结果出来,肺癌已经转移到全身,包括腿。手术已经没有价值了,父亲住进了医院进行化疗,母亲开始背起照顾父亲的重任。我因为急于摆脱家庭的重压,借口父亲有负于母亲而很少去医院看他。母亲怨我自私,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,经常叫我过去探望父亲,每叫一次,我就去一次。后来父亲化疗间隙出院,母亲没打电话,我干脆不去了。

  我曾问母亲,“破鞋”的事是不是真的?为什么还要照顾父亲。母亲说曾经远远地看见过他们一起逛公园,却不愿意继续求证。随着果园经营不善,父亲债务越滚越大,到住进医院,瘦得不成人形,那些往事也就无声无息地湮灭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了。

  病魔折磨父亲两年,当最后一刻到来时,母亲没有嚎啕大哭。默默的流泪办理后事,好像是送别,也好像是自怜。母亲说,他终于解脱了,留下个傻儿子给她。

  母亲常常梦见父亲,她为父亲连做了三年的法事,超渡亡魂。她总是念叨:“你转世投胎再也不要这么苦了。投个好胎,做个有钱人吧。”

  前两年,家里安定下来,母亲下决心给父亲买一块墓地。

  我问母亲有何打算,她说:“就让他一个人在里面吧。到时你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就行了。下辈子也不要在一起了。”

  母亲一个人住,勉强应付得来。自去年起,她腰椎盘突出毛病又犯了,独自生活变得有点吃力。我曾想过和她一起住,方便照顾,一想到被她日日耳提面命,又打了退堂鼓。

  母亲对男人十分提防,害怕我重走她的旧路。直到我谈恋爱结婚,她对女婿都不冷不热的。时时敲打我,要不是就说我被男人迷昏了头脑,要不就说我活该,找个破烂。后来我离婚,她还时不时找茬问起前夫有没有来看孩子?她皱着眉头坐在对面的转椅上,比我高半个头俯视我,仿佛我就是那被遗弃在角落里的破抹布,而她的外孙女正是被那破抹布无辜绑在一起的蚂蚱。

  是孤独地死去,还是在吵吵闹闹中离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我和妈妈的选择一样,孤独终老胜于烦扰至死。

  前两个月,母亲因为腰痛得厉害,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十多天。出院那天,我请了假接她回家,一路上她有点沉默。

  回到家,我帮母亲铺了被子,打开阳台的玻璃门和房间的窗户。中午刚好有太阳,照在她用了多年的粉色印花被上,好像一切又活过来了。被面已经被洗得见到经纬细线,里面的棉胎很软,让我的心也放松了一点。妈妈进来就坐在她的小转椅上,对着阳台,转来转去。我把东西都放下,坐在她对面,舒了一口气说:“还是家里舒服。”

  “就是,哪怕家里再破,也是回家好。”妈妈一边看着费用清单,一边说。我帮她把单据捡了一遍,把饭卡账单和银行小票撕了,拎出收据和出院证明放在一边,准备回单位上班。她坚持要把住院的钱转给我才放我走,我说你放过我吧,我还没吃午饭呢。

  我拎上包,关上门。门后又只有她一个人。

  作者后记

  不想回忆的往事,总是在遮遮掩掩,闪烁其词。写下来,我要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。谢谢老师们的陪伴和鼓励!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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